吴焜叹了口气，问道：“华中红军主力走后，你们是怎样活下来的？”
叶翔说：九路突围后，主要的任务是生存下来。我们把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运用了东方宏同志围剿的方法，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学会了两套本领：打游击，做群众工作。
我们本来就是习惯打野战的红军非主力部队。主力走后，我们协助24师，打了三个大仗，胜了一个，败了两个，最后那一个，连杂牌军一个营，也没打赢。同志们很灰心，突围来我们闽东的同志很少，跟我们分散打游击，从头学起。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大多数干部不愿意分开活动。
开始，我们派一个团级干部带一支小部队出去，要他们在外面活动半个月，然后在预定的地点跟我们会合。
可是，过了三天，他就带着部队回来了。别看才出去三天，人也瘦了，眼睛也凹下去了，胡子也长了，无论如何要和大部队在一起走，不肯单独行动。
以后，我们就改变办法：叫他只出去三天，三天后在什么地方和大部队会合；会合后再出去，增加到五天，五天后再到规定地点集合。
这样，他们单独行动的办法多起来了，信心也慢慢增强了，以后就把出去活动的时间逐次增加到七天、十天、半个月，这样就学会了单独活动。以后甚至一个班长也能够带一支小部队单独活动了。
坚持斗争要依靠群众，会做群众工作。
转移到新的地区时，群众对我们不了解，加之闽东是十里不同音，语言不通，又受到敌人反动宣传的欺骗，群众难免有些害怕。他们听说红军来了，就躲起来，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派胁迫着离开了村庄。有时，我们连一个向导也不容易找到，筹措粮食给养更是困难。
为了向群众宣传，我们让侦察员化装成逃跑的群众，口里喊着：“红军来了!红军来了!”藏着的群众也跟着跑出来了。侦察员再把群众拦下来，向他们说明情况，请他们带路，讲定每带十里路给一块银洋。那时我们的银洋比较多，利用群众带路的机会，我们就做宣传。这样，群众得到了利益，又听我们讲了道理，知道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子弟兵，反对国民党抽丁拉夫和摊派苛捐杂税，纪律又好，确是爱护群众的。一传十，十传百，就不再相信国民党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
国民党军队被我们长征的部队吸引和牵制住了，国民党兵力空虚，不得不集中有限的兵力守城而放松农村。
我们在广大地区辗转游击。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四处逃散，逃散不及而被我们捕获的，则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
这样就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使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从反动统治阶级的千年压榨下挺立起来，砸碎身上的枷锁，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就这样一块又一块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便出现了。
敌人对我们采取了“大拉网”的战术，我们就采取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的打法。
敌人梳过来，我们钻过去；你要我的山头，我要你的后方。
为对付敌人大规模的“围剿”，作战单位逐渐分散，飘忽不定，出没无常，越是敌人后方，越安全。由开始百把人集中行动，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
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根据敌情与任务，有合有分，好在大家都已锻炼成为游击好手，可以组自为战，人自为战了。
这是游击战的一些基本方法，但是，象叶翔这样总结提炼得这样有条有理，吴焜还是初次遇到，不禁对叶翔的智慧佩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