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不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从来都不是,所以,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犹豫也是理所应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准则,李想秉持的原则是:不惹事,但你也别指望我参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并不可耻,不过他总感觉他们是借着这个机会拉拢自己,妥妥的给自己挖坑。
那么问题来了,跳还是不跳?
不跳,那他们很可能翻脸,按规章制度办事,只怕到时候自己可不会有什么太好的下场;也是,眼前的选择是有两个,但做选择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看似有选择但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只有自己被选择的命运,这都是安排好的吗?想到这李想不禁有些怅然。
没有退路的时候,只能相信祈祷能跳过眼前的万丈深渊。
“明明很讨厌被人当枪使,但却还是选择成为别人手中的枪。”李想咬了咬牙,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好,我同意。”
‘我同意’这三个字他拖的很慢很慢。,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诫眼的存在,就不对你进行‘逆向程序’的植入了,但你要时刻记住,你所做的是为了乐园所有游客,希望你不要违背自己的内心。”老者说着重新坐回自己的位置,高大的座椅让下边的李想感到很压抑。
“既然你同意了,那就开始宣誓吧。”老者身旁的一人说着站了起来。
其他人也紧随其后。
“宣誓?”李想突然想到了自己印象中西方意识形态下的‘契约精神’,是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社会形态的体现,那些坐在爱琴海旁边思考人生的先哲认为明信守诺是一种德性,他们强调人们应该恪守承诺。
这个思想对西方的影响深远,以至于后世的卢梭基于前人的思想,写出了《社会契约论》,他强调主权在民,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处于枷锁之中,而这个枷锁就是国家。
卢梭提出国家创建的理性逻辑:人类想要生存,个体的力量是微薄的,个人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在一个有正规政府的社会比在一个无政府的、人人只顾自己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可行的办法就是集合起来,形成一个联合体,即国家。
国家的目的就在于保护每个成员的人身与财产,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人生而自由与平等,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来建立国家,国家就是人民契约的结合体。
然而这种思想也带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人们总是不可避免的受到过去历史、当下时代的发展,自身阶级的局限性的限制。
第一,历史就一定绝对真实吗?真实的历史与我们记录的历史真的就绝对吻合吗?第二,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如何跳脱?如何独立于事物的发展进程而对其进行客观或较为客观的评价?第三,作为评价的主体能否保持绝对的理性?在评价或预估的过程中能否保证不掺杂任何的主观臆想?
答案不得而知。
所以,李想的第一反应是疑惑,疑惑的背后是质疑,的确‘契约精神’乐园可以用,但能用跟适用是两码事,不过在‘框架’下,应该也无所谓了,所以没必要再纠结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了,自己跟着照做就行了,这里是乐园,这些问题设计师应该早就想到了。
李想浑浑噩噩地跟着他们宣读了誓词,其实自己压根就没记住自己都说了些啥,那些话从自己嘴里面说出,又钻进了左边耳朵,最后再从右耳朵里出来,只记得迷迷瞪瞪走完了这个流程,一气呵成。
“既然已经宣誓,就有必要跟你说一下‘殉道者’了。”老者缓缓说道。
“殉道者?那是什么,听着怎么怪渗人的。”李想对这个不怎么好听的名字提不起丝毫的兴趣。
“殉道者是堕落天使的对立面,也是一个组织。”
“你不要告诉我这个组织的成员也都是觉醒者?”李想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如你所说。”
“好么,我就知道。”李想撇了撇嘴,自己简直是多此一问,有那么点脱裤子放屁的意味了。
他故作镇定,假装咳嗽几声转移视线,闪烁的目光十分不自然地在周围打量着。
他在掩饰,是的,人在面临窘境的时候往往选择转移他人视线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其实只要自己不尴尬,那么尴尬的就一定是别人。
为什么,为什么人们总是会有选择性的聚集在一起,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一社会性的举动的呢?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人只有在集体中时,才能完美体现作为人的价值,而一个脱离了群众的人往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