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在朝阳都算不上当地第一的大户，更何况放眼江浙呢？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与其被人惦记，背后使阴招，不如直接把贩卖新式纺纱机的消息给主动透漏出去，这对于范氏本就是一种保护。
其次，在范凌恒看来，虽然大明的棉布已经足够便宜，产量也足够多，但想要刺激整个大明赚钱的欲望，远远不够。
英国之所以能成为18世纪后的世界棉纺织业中心，与其内在激励机制、持续涌现的技术发明以及高效的工厂制度等内驱动力紧密相关。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最初发展既得益于早期东方棉织品的传播与扩散以及各地区的互动交流对棉织品消费范围的扩大，又得益于英国社会对棉织品的狂热偏爱与禁止保护所引发的“进口替代”战略，它们共同催生了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迅速崛起。
它们相互依赖，彼此联系，开启了不断变革的工业模式。
国内市场充斥的廉价棉织品激发起普通民众的服饰革命，内在驱动力的相互关联与互动，极大地提高了棉纺织工业的生产效率与扩张潜能，使其趋于形成规模经济的高效体系，遂成为近代“第一个向工业革命转变的大工业”。
英国棉纺织工业发展存在的禀赋矛盾，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下，凭借国家权力所支撑的超常扩张力，以政治统治和武力殖民等方式统合起与之相关的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其间包含棉花种植地、制造生产国和棉织品消费市场，以此成为世界新兴的棉纺织业中心。
英国利益群体以国家权力为支撑，将棉花种植者、棉织品销售地区捆绑在全球体系一端，附属于世界棉纺织产业链条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
作为一种显性的全球性工业，英国棉纺织工业在19世纪首次搅动起封闭的、零散的世界经济，将原本相对孤立的地区联结、整合起来，纳入新的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体中，由此引起世界整体结构的转换。
美国南部奴隶种植园采摘的棉花，被运往英国利物浦港口，在兰开夏郡的工厂被生产成棉纱，出口到印度制成棉织品，再销往中国市场。
这种贸易运输网络，是全球诸多棉织品贸易路线的一支，他们分工合作，构成了以英国为主导的复杂的棉花帝国和世界经济整体性的系统框架。
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崛起路径是一种凭借国家权力的内源性发展模式，在推进贸易活动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它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实现经济权力，依靠殖民统治与武力征服方式，发展起工业化—现代化的扩张桥头堡。
把世界最边缘、孤立的民族都卷入“发展旋涡”之中，引起世界经济整体结构的转换，初步建立起以棉纺织工业为核心的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体系。
大明有没有这种基础？毫无疑问，无论是从事纺织业的织户、早期的技术和赚钱的动力来讲，明朝是具备这种根基的，但范凌恒认为，最重要的是思想和新兴阶级。
在如今大明个人想要通过某些手段去改变传承几千年的“天朝上国”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有可能会惹祸上身。
可如果是一个阶级，或者是占据天下三分之一财富的江南一带的士绅们呢？如果他们对于发展远航贸易都有着迫切需求呢？
如果这些士绅使用了新式技术，发展了现代工厂后发现国内的棉纺织业已经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
范凌恒可以预见，到那一刻，能撑的下去的士绅会继续死撑，直到把所有的同行都给熬死；或者是利用政治手段，朝堂一纸令下，把所有的棉纺织业都给收归朝堂所有。
这两种情况都不是范凌恒想要见到的，所以他要选择第三种。
让整个棉纺织业的产能过剩，再带领这些人做海航贸易。
这是他来杭州之后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卖棉布，而是要把新的技术传播出去，让整个从事纺织业的所有作坊主和达官显贵们全都利用上这等新的技术。
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之际，利用范氏打开的新航路，把国内溢出的棉布远销海外，整个阶级全都收益。
利益是一切行为动机背后的解，利益共同体才能真正把各方团结在一起，相互依赖、共同发展。
在利益共同体中，各成员方的利益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成员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其他成员方的利益，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这才是范凌恒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