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转业的于文化此时大兵转业参加工作来到了交警队，比起云涛他晚来了几个月。别看比云涛仅晚来了几个月的功夫，云涛和他站在一起顿时有一种老兵对新兵的优越感，有一种老资格的自豪感；论资排辈，这种感觉体现在他给于文化喋喋不休地讲解告诫上。高振华接待后问他在部队上是什么兵种，于文化说是信息兵；高振华高兴了，说他来的正是时候，他的业务正好对口，这里正好缺一名懂信息的人。于文化本还想着正好对口要大显其能，大干一场呢，结果高振华后面的话险些让他晕过去，高振华说这里正好缺一个110接处警守电话的，你就来接报警电话吧。
时间在进入到八十年代后国家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阶段，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由静态向动态转变，社会治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财、物的大流动，犯罪活动也呈现突发性、暴力性、集团性、流动性等特征。犯罪手段多样，一些新型犯罪的不断发生，对沿袭数十年的旧的公安体制形成了挑战，旧的打击犯罪方式和对治安的静态管理模式的弊端日渐暴露。尤其在八十年代发生了数起震惊全国的刑案大案、连环案且案中套着案子，每起事件伤亡人多，行凶者多为惯犯，有一定侦查与反侦察的能力，破案难度大，在社会上造成了白色恐怖，人心惶惶，直接触动着公安的底线，改革提上了日程。大案要案在国家发展到八十年代开头了，到底该如何迅速地改革，摆在了国家、公安的面前。对于如何组织和统一指挥处置紧急情况，以动制动，以快制快，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人民；在学习、参考了国外的报警制度后110机制应运而生了，分支下来的交通事故报警是122，火警是119，急救电话是120。
在1986年1月10日我国第一个110报警台建立了。以后老百姓遇有危难之事，直接打这个电话便可以了。但是建立伊始打电话报警的少之又少，电话几乎成了摆设。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再到被公众接受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然其中还有一定的物质条件限制，那时家庭安装座机还未普遍，持手机者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社会治安必然会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时期。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旧的价值观念逐渐崩塌会形成新的信仰、价值观念，同时会滋生新的事物，诱发新的犯罪，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物质文化教育的提高。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前提是思想意识的提高，人本身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人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造就人。在社会的前进中人是行为主体，人在社会中决定了一切，人什么样的思想造就了什么样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漫长的人类社会里，从蒙昧的人猿时期，经过奴隶时代，到了封建朝代，社会一直在人类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指引下前行。只有不断地提高人类的思想素质，才能保障社会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不断高速前行，否则将有倒退、撞击、脱轨之危。我们只有在道德的大堤上严防死守，用法律、道德，用思想、文化知识去制裁约束和规范新的社会秩序中人类应该遵守共同的社会秩序。而一旦经济和物质这条平行线不再平行，在经济发展中思想文化缺失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同是即将崩溃的火山与海啸。这在我国迈进新世纪后表现尤为凸显，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不良事件层出不穷，这是后话不提。
于文化守了一段时间的报警电话，被终日拴在办公室里，虽然报警的电话少事情少，但是接电话这工作相对于外勤工作明显很不自由；时间一长于文化这个刚下山的小老虎快被折磨成小绵羊了，年纪轻轻，走路都是风风火火，他哪里还坐得住。他跟云涛抱怨说：“我幸亏说我是信息兵，高大队给我安排个接电话的重任，我要说是炊事班来的，高大队还不把我分到交警队三产那去喂猪养鸡去呀！安排的真是没道理，也真是能使唤人！”云涛戏谑地劝他说：“这位小同志不要发牢骚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等着，别着急，之后还会来人，不知道哪天就会有人替代你的工作了。干好了，稳住了，以待时机；你要相信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黎明即将到来，曙光就在前头！不许因为个人的目光浅显，攻击领导的英明决策，更不许由于你自己的愚昧无知，怀疑大队组织的正确领导......”一番大话套话说得于文化向他直撇嘴翻白眼，笑说：“你也真能瞎扯淡，这么点事你给我东拼西凑了那么一大堆大道理，还上纲上线的，都上升上政治觉悟了，就差讲上下五千年伦理道德了，你这不去政治部做思想工作真是屈才呀！”
之后几个月，这一年的退伍兵有的分配到公安局交警队。陆续的又来了武三斧、邓富贵等人。高振华一看乐着说，交警队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呀。把几个人编到了几个班组上，重新分配班组；老兵带新兵，心来武三斧和邓富贵就由岁数比他们稍大一点的张富国先带着。张富国也许没有预料到就是这两个略带腼腆的新兵似的同事，多年以后会成为古州公安部门位高权重、赫赫扬名的领导。
有一日市局通知新参加工作的这些人参加市局组织的体检。第二天市局来人开着一辆老旧的大巴车，大巴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仿佛司机驾驶的是鬼子侵华时烧煤的内燃机火车，一踩油门冒出一股黑烟像是妖道腾空而起；时不时的还小媳妇不高兴似的停顿扭捏一下，又像是害了感冒伤风咳嗽腿脚不利索的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
大巴车颤颤巍巍把新参加工作的人带着从交警队出来先是向南绕了一圈然后一路向北，再左转右转的。这些人不知道这是要去哪里，大队办公室主任阎永斌笑问市局带队的负责人政治处的刘智力，“刘处长咱这是要去哪啊？我怎么瞅着都到大开洼了，咱这是去南山打狼呀，还是上北山抓虎去？咱这方圆百里也没什么森林大山，也没狼虫虎豹的。不会是国家战事又起，带着我们上战场去吧？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你拉我兄弟们到底干什么去？你该不是把我们拉着执行枪决去吧！我记得前些年枪毙犯罪分子都是拉到大开洼里，到了野地里一脚踹下车，架着到一片空地上放下，在后面朝着脑袋一枪完事。我们这些人别再稀里糊涂的让你都给毙喽，我怎么心里越来越没有底呀！你们政治处的人可都是专业玩政治的，玩政治的都是会耍手腕的阴谋家......”说着自己首先笑了起来，他的话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刘智力笑够了后，说：“老阎你可真能扯！怎么会，咱们是阶级兄弟，有很深的革命情谊嘛。等着就快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妥当了，到那里有接待的，体检完毕后院长中午还请客，放开了随便吃随便喝。院长热情好客，弟兄们不必拘束，谁喝多了还管住宿，第二天用农用手扶拖拉机给你送回来。”
当兵转业的于文化此时大兵转业参加工作来到了交警队，比起云涛他晚来了几个月。别看比云涛仅晚来了几个月的功夫，云涛和他站在一起顿时有一种老兵对新兵的优越感，有一种老资格的自豪感；论资排辈，这种感觉体现在他给于文化喋喋不休地讲解告诫上。高振华接待后问他在部队上是什么兵种，于文化说是信息兵；高振华高兴了，说他来的正是时候，他的业务正好对口，这里正好缺一名懂信息的人。于文化本还想着正好对口要大显其能，大干一场呢，结果高振华后面的话险些让他晕过去，高振华说这里正好缺一个110接处警守电话的，你就来接报警电话吧。
时间在进入到八十年代后国家进入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社会发展阶段，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由静态向动态转变，社会治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人、财、物的大流动，犯罪活动也呈现突发性、暴力性、集团性、流动性等特征。犯罪手段多样，一些新型犯罪的不断发生，对沿袭数十年的旧的公安体制形成了挑战，旧的打击犯罪方式和对治安的静态管理模式的弊端日渐暴露。尤其在八十年代发生了数起震惊全国的刑案大案、连环案且案中套着案子，每起事件伤亡人多，行凶者多为惯犯，有一定侦查与反侦察的能力，破案难度大，在社会上造成了白色恐怖，人心惶惶，直接触动着公安的底线，改革提上了日程。大案要案在国家发展到八十年代开头了，到底该如何迅速地改革，摆在了国家、公安的面前。对于如何组织和统一指挥处置紧急情况，以动制动，以快制快，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人民；在学习、参考了国外的报警制度后110机制应运而生了，分支下来的交通事故报警是122，火警是119，急救电话是120。
在1986年1月10日我国第一个110报警台建立了。以后老百姓遇有危难之事，直接打这个电话便可以了。但是建立伊始打电话报警的少之又少，电话几乎成了摆设。这算的上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再到被公众接受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然其中还有一定的物质条件限制，那时家庭安装座机还未普遍，持手机者更是凤毛麟角。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社会治安必然会进入到一个不同的时期。新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旧的价值观念逐渐崩塌会形成新的信仰、价值观念，同时会滋生新的事物，诱发新的犯罪，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可忽视的是物质文化教育的提高。推动社会发展的是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的前提是思想意识的提高，人本身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人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造就人。在社会的前进中人是行为主体，人在社会中决定了一切，人什么样的思想造就了什么样的社会。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漫长的人类社会里，从蒙昧的人猿时期，经过奴隶时代，到了封建朝代，社会一直在人类思想文化素质提高的指引下前行。只有不断地提高人类的思想素质，才能保障社会这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不断高速前行，否则将有倒退、撞击、脱轨之危。我们只有在道德的大堤上严防死守，用法律、道德，用思想、文化知识去制裁约束和规范新的社会秩序中人类应该遵守共同的社会秩序。而一旦经济和物质这条平行线不再平行，在经济发展中思想文化缺失了，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如同是即将崩溃的火山与海啸。这在我国迈进新世纪后表现尤为凸显，种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不良事件层出不穷，这是后话不提。
于文化守了一段时间的报警电话，被终日拴在办公室里，虽然报警的电话少事情少，但是接电话这工作相对于外勤工作明显很不自由；时间一长于文化这个刚下山的小老虎快被折磨成小绵羊了，年纪轻轻，走路都是风风火火，他哪里还坐得住。他跟云涛抱怨说：“我幸亏说我是信息兵，高大队给我安排个接电话的重任，我要说是炊事班来的，高大队还不把我分到交警队三产那去喂猪养鸡去呀！安排的真是没道理，也真是能使唤人！”云涛戏谑地劝他说：“这位小同志不要发牢骚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要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等着，别着急，之后还会来人，不知道哪天就会有人替代你的工作了。干好了，稳住了，以待时机；你要相信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黎明即将到来，曙光就在前头！不许因为个人的目光浅显，攻击领导的英明决策，更不许由于你自己的愚昧无知，怀疑大队组织的正确领导......”一番大话套话说得于文化向他直撇嘴翻白眼，笑说：“你也真能瞎扯淡，这么点事你给我东拼西凑了那么一大堆大道理，还上纲上线的，都上升上政治觉悟了，就差讲上下五千年伦理道德了，你这不去政治部做思想工作真是屈才呀！”
之后几个月，这一年的退伍兵有的分配到公安局交警队。陆续的又来了武三斧、邓富贵等人。高振华一看乐着说，交警队的力量在不断地壮大呀。把几个人编到了几个班组上，重新分配班组；老兵带新兵，心来武三斧和邓富贵就由岁数比他们稍大一点的张富国先带着。张富国也许没有预料到就是这两个略带腼腆的新兵似的同事，多年以后会成为古州公安部门位高权重、赫赫扬名的领导。
有一日市局通知新参加工作的这些人参加市局组织的体检。第二天市局来人开着一辆老旧的大巴车，大巴车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仿佛司机驾驶的是鬼子侵华时烧煤的内燃机火车，一踩油门冒出一股黑烟像是妖道腾空而起；时不时的还小媳妇不高兴似的停顿扭捏一下，又像是害了感冒伤风咳嗽腿脚不利索的小脚侦缉队的老太太。
大巴车颤颤巍巍把新参加工作的人带着从交警队出来先是向南绕了一圈然后一路向北，再左转右转的。这些人不知道这是要去哪里，大队办公室主任阎永斌笑问市局带队的负责人政治处的刘智力，“刘处长咱这是要去哪啊？我怎么瞅着都到大开洼了，咱这是去南山打狼呀，还是上北山抓虎去？咱这方圆百里也没什么森林大山，也没狼虫虎豹的。不会是国家战事又起，带着我们上战场去吧？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个人影也见不到了，你拉我兄弟们到底干什么去？你该不是把我们拉着执行枪决去吧！我记得前些年枪毙犯罪分子都是拉到大开洼里，到了野地里一脚踹下车，架着到一片空地上放下，在后面朝着脑袋一枪完事。我们这些人别再稀里糊涂的让你都给毙喽，我怎么心里越来越没有底呀！你们政治处的人可都是专业玩政治的，玩政治的都是会耍手腕的阴谋家......”说着自己首先笑了起来，他的话也引起了哄堂大笑。
刘智力笑够了后，说：“老阎你可真能扯！怎么会，咱们是阶级兄弟，有很深的革命情谊嘛。等着就快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妥当了，到那里有接待的，体检完毕后院长中午还请客，放开了随便吃随便喝。院长热情好客，弟兄们不必拘束，谁喝多了还管住宿，第二天用农用手扶拖拉机给你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