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旧社会里上过高等小学，这在我们乡村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了。在一次宗族大会上，他在一张签名单上签下了他的名字。谁知这份名单是宗族里的一个三青团的人搞的名堂，这个人把来参加宗族会议的年轻人通过签名的形式加入了三青团组织。于是，爸爸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三青团员。
解放后，爸爸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成为了乡里的工作人员。他向组织坦白了在旧社会参加三青团组织的经过，得到党组织的谅解。不久，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转为国家干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爸爸担任了公社秘书，任公社组织委员和监察委员。
爸爸因为小的时候得过中耳炎，听力不是太好，别人都喊他聋子。就因为这个原因，也影响了他的发展，后来就一直在县里的一些单位做一个普通干部直到退休。
爸爸退休后，照看孙女孙子，有时也去鱼塘钓鱼或挖地种菜。1981年9月，他到衡阳169陆军医院去看望姑妈一家，刚住几天，突发疾病，而且非常严重，医院向单位发了病危通知，单位立即派人去了衡阳看望他。而我们家属却一无所知，因为爸爸在发病时交待姑妈不要告诉我的妈妈，怕妈妈着急。还好经过医院的抢救，爸爸转危为安，出院不久就从衡阳回家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有一天，我正在牛石岭供销社生产资料采购销售店柜台上买农药肥料，这时，我的一个堂弟来了。我问他怎么来这里了，他说今天是婆婆的诞辰日，大家都去婆婆的坟前上了香，中午在三伯父家吃饭。我问他我的爸爸去了没有，堂弟说：“他没去，听说病了。”
我吃了一惊，因为前天我回家时，爸爸身体还好好的，怎么就病了呢？傍晚，同柜的同事从城里回来了，我交待了一下工作，便骑自行车往家里赶。
那天晚上，天黑得出奇，没有一点儿光亮，几米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只好慢慢地骑行，生怕发生意外。俗话说：“越怕鬼鬼越緾身。”在一个下坡地段，我听到前方有人说话，便按铃发出警告，并拉了车闸减速。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冲出一辆自行车向我撞来，我措手不及，摔下公路下方的稻田里，顿时一阵头昏，嘴唇似有一股热血流出。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没有停车，几个行人拦住了他，说：“你撞了人还想走，太没人味了吧！”
骑自行车的人下车后，与几个行人一起来到稻田里，将我扶上公路，并把我的自行车也扛了上来。这时，有人打亮打火机，我忍着疼痛，就着打火机微弱的光线，我看清了撞我的人是我们店里对门的牛石食品站的工作人员，他也认出了我，连忙表示歉意，问我伤得怎么样。我说不要紧，我们都赶快回去吧。于是，我跳上自行车走了。回到家里，妻子说：“天这么黑，小心摔了。”
我说：“已经摔了。”
妻子连忙端过煤油灯往我脸上一照，吃惊地说：“怎么摔得这么重，嘴唇都肿了，还出了血。”
爸爸妈妈在房间里听说了，赶紧从房里出来看我。妈妈急忙到灶上打了一盆热水，妻子用毛巾轻轻地为我擦去血迹，在伤口上擦了一些碘酒消毒。我问爸爸得了什么病，爸爸说医院还没有确诊。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去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看望爸爸，只见他脸上和眼珠变得金黄，我怀疑是不是得了急性黄胆肝炎，可爸爸说医生讲过，不是这个病。我问爸爸说：“医生有没有其他意见？”
爸爸说：“医生要我去长沙医院看看。”
我说：“那就赶紧走，我陪你去。”
妈妈看见我鼻青眼肿的样子，说：“你伤成这样，怎么能去，唉！”
妻子说：“我陪爸爸去吧。”
爸爸说：“你还在奶孩子呢,这样吧，你去一下潘家湾，请六叔的儿子来陪我去吧。”
妻子赶紧骑自行车去潘家湾请了六叔的大儿子毛弟来，吃过早饭，毛弟就陪爸爸去了长沙。
牛石供销社经理和食品站站长来看我了，食品站站长还特地提了两斤肉来慰问。经理看见我的伤情后，要我在家里休息几天，等伤好了再去上班。
几天后，毛弟陪爸爸从长沙回来了，说是省附二医院要他回县里医院治疗。
爸爸究竟得了什么怪病？县里和省里医院推来推去的。我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和二妹一起陪爸爸到了县里人民医院，医生还是要我们去长沙或上海医院检查治疗。二妹急了，她质问医生说：“你们当医生的是怎么搞得，县里推长沙，长沙推县里，我爸爸究竟得了什么病!你们连句实话都不说，这是什么意思嘛！”
我连忙制止妹妹，让她先陪爸爸到外面回避一下，我单独和医生谈谈。妹妹和爸爸出去后，我把房门关上，轻轻地问医生：“请你给我说实话，我爸爸究竟得的什么病？”
那时，我还穿着部队的干部装，医生看了我一下，问我是不是从部队转业的，部队在哪里。我说我是刚从部队转业不久，部队在广州。这时，医生说：“那好呀！你可以带你爸爸去广州部队医院治疗，因为他得了癌症。”
我一惊，连忙问医生：“请问他得了什么癌？”
“阻塞性黄胆胰头癌。”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