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熟练掌握了组装技术，每月工资都能存下近千元时，一件很丢人的事发生了，介绍我们进厂的那位老乡是厂里的出纳，突然有一天，他将二十多万的货款卷走了，从此不见踪影，老板恼羞成怒，说他手脚不干净，他介绍来的也一定不干净，他所有的老乡也一定不干净，于是把厂里的我们老乡，包括我们县甚至我们一个地区的老乡全赶了出来，一毛钱也不给。
我们平时只是领了生活费，其他的钱都是由老板暂时保管，说是到年底一起给我们的，少说也有5、6千吧，这一下说没就没，妈呀，连回家过年的路费都没有了，我拿什么去给我弟弟治病呀。我和与我同来的两个姐妹就蹲在火车站门口的墙角里挤在一起，故意将脸埋在双腿迭起来的行包上装睡，实际我们在哭，只是很轻，不想让别人听见。
有一位进站候车的小姐，路过我们身边时，听见我们带哭音的江北话，停下来，也用江北话问，“妹子，江北人吗，你们有啥子事嘛？”
我们三个都惊愕地抬起头来，不相信在忙碌熙攘的南国大都市，在陌生的人海茫茫的车站，竟会有亲切的乡音问候我们。我们抬起头，竟忘了擦拭眼圈上残留的泪珠。
“我注视你们很久了，你们遇到啥子困难就说嘛，都是老乡，出门在外，不必见外的。”她也蹲下来，轻轻地对我们说，也不想让别人听见。
我们见她很亲切，于是把遭遇简单地告诉了她，她二话没说，从手袋里取出800元钱给我们，说如果你们想回去，就买张硬座票，如果还想留在广州找工作，就先住下，两天后我回来再找我，都是老乡，别在意。
然后又给了我们一张名片，“这上面有我的电话和地址，我要赶车了，你们要小心，广州城会迷路的。”
她就那么匆忙地走了。
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茫茫人海中都有个自愿帮助我们的好心人，不是希望是什么呢。三天后，我们打了名片上的电话——天成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她，说我们在老地方等她。一个小时后她来了，并直接带我们到位于黄埔区的一家服装厂，那是家股份制的外资企业。那位姐说，每年的会计年报审计和常年的会计服务都是她的事务所承担，所以跟老板很熟。这样我们就进了那家服装厂。
服装厂很大，有一千多工人，且都是从内地许多省县来的，大部分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女工。半年之后，我们之间已经混得很熟了。每天三班倒，工作时间长，很累，但也开心，收入也不少，一年都有一万多甚至两万块寄回家。
但两年后，说什么银根紧缩，经济疲软，这些我不懂，只知道厂里的生意差了很多，收入也大不如从前，每天只干几个小时，晚上就是看房顶。我好烦，还想再干两年，自己存些钱下来，回去找个男人嫁出去算了，现在却这样。我们都考虑是不是换个地方，但换哪去呀，这里是这样，别的厂也好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