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唔,武元衡……”李纯踱着步,眼中灼灼放光,“皇祖父晚年,对他确是信任有加,而他也确实有功于社稷。朕登基以后,他在户部,倒也勤于任事,只是折子不比做御史时多,朕和他交流也便少了,总觉得此人似乎有些清高。”
杜佑道:“伯苍性情孤高,不合流俗是真的,但行事一丝不苟,是个干才。他治蜀三年,吏部考评皆在‘上上’或‘上中’,百姓称道,众夷归心,足为明证。圣上用他,既不必有朋党之忧,也可在执政方略上有所借鉴。圣上觉他少言,以臣看来,一是他不愿倚仗昔日功劳,二则是不在其位,不言其事。若圣上将他放在更高的位置上,臣料他必尽忠竭智,向圣上多多建言。”
“嗯……很好……”李纯摸着下巴,连连点头,又问,“原中书侍郎、现在外放淮南节度使的李吉甫,杜相以为如何?”
“李弘宪(注:宏宪是李吉甫的字)胸有大局,颇多洞见,才干卓著,可以为相,只是有时欠缺一些容人之量,陛下宜明察。”
“好,好,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纯在杜佑这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心情大好,背着手走了几步,又问,“对了,杜相年初时曾与朕商议,因度支、盐铁二司各有职分,建议朕予以拆分,那时朕忙于河北之事,无暇顾及。杜相既然准备致仕,朕也打算一起办了。这新任的度支使、盐铁使,杜相可有人选?”
“很多。像臣的副手李巽、王播等,又如户部尚书李元素、宣歙观察使卢坦,这些人皆擅理财政,且官声廉洁,陛下都可以考虑。”杜佑不假思索地回答,随即又补充道,“其实,起用何人为使,并不是最重要的。”
“哦?”李纯一挑眉毛,饶有兴味地问,“杜相认为什么才重要?”
“能否坚持大政方略向下延续,比起用何人更重要。”杜佑意味深长地注视李纯,“圣上刚登基时,任命尹凤梧为臣的副手,臣记得当时在延英殿,他立刻提出了三大经济政策、两大内政外交方略,一席话讲下来,连臣都心悦诚服。只是上述方略不可全然公开于朝堂,这两年,个中要害也提得少了,但愿圣上仍记在心中,不可半途而废。”
李纯闻言,目光一凝:“杜相这是考我来着?”
他凝思斟酌道:“栖予所说的三大经济政策,其一是夯实税基。也就是重新统计丁口、田地,打击免租大户非法占田,制止耕田加速集中,引发流民泛滥。这一点,元和元年至三年,由户部主持进行全国统计,除在少数藩镇之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其二是促进流通。具体做法是疏浚漕运,降低茶、酒等业税率,善用‘常平’制度和官商分利制度,以平衡与扩大需求。这件事,近年也已略见成效,盐铁茶酒之利,从贞元末年至今,已经增长了五成至八成不等。”
“其三是充盈货币。栖予言道,自建中以来,因铜钱供应不足,钱愈重而物愈轻,这不但使百姓负担加倍,更刺激民间非法囤铜,屡禁不止,铜钱愈加捉襟见肘。欲扭转此不利之局,一是要加速开矿,二是应再通丝绸之路,利用与西洋诸国的贸易赚取银两,并以之作为铜钱之补充。惟其如此,民间乃知囤铜为徒劳,铜钱自然释放。”
“此事最难,一是开矿不易,二则国家当下亦无足够精力与财力,去西击吐蕃国,夺回陇右失地,贯通丝绸之路。”
“要实现上述三大经济政策,便要落定到两大内政外交方略,即对内解决藩镇割据,确保国家政令上下一体,商流、物流畅通;对外联回鹘、联南诏、抗吐蕃、通西域,以重建丝绸之路,扩张需求,充盈货币。”
“朕当时击节赞叹,尹栖予神人也,此番计划,条理清晰,标本兼治,真乃天谋!”
杜佑欣慰地一笑:“陛下胸有沟壑,不忘根本,实在是万民之福。不过,无论是内平众藩,还是外击敌国,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皆需讲求时机。时不对则事倍功半,势不然则前功尽弃。长远而言,陛下当然要大步向前,扫荡一切阻碍;但着眼一时一地,则也难免妥协退让、转圜等待……”
李纯哈哈大笑:“杜相别绕圈子了,你的意思我知道,白乐天的折子,朕一直在考虑来着。”
杜佑嘿嘿一笑:“然则陛下意下如何?”
李纯笑容一敛,郑重道:“河北的兵事,马上就会有一个结果了。杜相,朕不会叫你们失望的。”
说罢,他站起身来,掸了掸袍子:“杜相,叨扰良久,朕也该回宫了,你……好好休息养病便是。”
他本想说几句体己怀念的话,但这年轻天子性情豁达,临别之时不愿徒增感伤,便只一语带过。
杜佑忍着腿脚疼痛,下了卧榻,深深一拜,一切尽在不言中。
李纯眼眶有些发红,但只眨了眨眼睛,转身便走。走到卧室门口,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杜相,朕方才忽然想到,既然大政方略皆出自栖予,朕直接给他一个职使,命他总管经济大事,你觉得如何?虽然他自己说,只想‘大隐隐于朝’,但朕若直接下诏,想必他也只能接旨。”
杜佑保持着下拜的姿势,并没有抬头看天子。
“臣方才说了,起用何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陛下应该抓在自己手里。”
李纯看着这老臣弯弓般的腰背和满头的银丝,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转身跨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