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
“唔，武元衡……”李纯踱着步，眼中灼灼放光，“皇祖父晚年，对他确是信任有加，而他也确实有功于社稷。朕登基以后，他在户部，倒也勤于任事，只是折子不比做御史时多，朕和他交流也便少了，总觉得此人似乎有些清高。”
杜佑道：“伯苍性情孤高，不合流俗是真的，但行事一丝不苟，是个干才。他治蜀三年，吏部考评皆在‘上上’或‘上中’，百姓称道，众夷归心，足为明证。圣上用他，既不必有朋党之忧，也可在执政方略上有所借鉴。圣上觉他少言，以臣看来，一是他不愿倚仗昔日功劳，二则是不在其位，不言其事。若圣上将他放在更高的位置上，臣料他必尽忠竭智，向圣上多多建言。”
“嗯……很好……”李纯摸着下巴，连连点头，又问，“原中书侍郎、现在外放淮南节度使的李吉甫，杜相以为如何？”
“李弘宪（注：宏宪是李吉甫的字）胸有大局，颇多洞见，才干卓著，可以为相，只是有时欠缺一些容人之量，陛下宜明察。”
“好，好，好，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李纯在杜佑这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心情大好，背着手走了几步，又问，“对了，杜相年初时曾与朕商议，因度支、盐铁二司各有职分，建议朕予以拆分，那时朕忙于河北之事，无暇顾及。杜相既然准备致仕，朕也打算一起办了。这新任的度支使、盐铁使，杜相可有人选？”
“很多。像臣的副手李巽、王播等，又如户部尚书李元素、宣歙观察使卢坦，这些人皆擅理财政，且官声廉洁，陛下都可以考虑。”杜佑不假思索地回答，随即又补充道，“其实，起用何人为使，并不是最重要的。”
“哦？”李纯一挑眉毛，饶有兴味地问，“杜相认为什么才重要？”
“能否坚持大政方略向下延续，比起用何人更重要。”杜佑意味深长地注视李纯，“圣上刚登基时，任命尹凤梧为臣的副手，臣记得当时在延英殿，他立刻提出了三大经济政策、两大内政外交方略，一席话讲下来，连臣都心悦诚服。只是上述方略不可全然公开于朝堂，这两年，个中要害也提得少了，但愿圣上仍记在心中，不可半途而废。”
李纯闻言，目光一凝：“杜相这是考我来着？”
他凝思斟酌道：“栖予所说的三大经济政策，其一是夯实税基。也就是重新统计丁口、田地，打击免租大户非法占田，制止耕田加速集中，引发流民泛滥。这一点，元和元年至三年，由户部主持进行全国统计，除在少数藩镇之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其二是促进流通。具体做法是疏浚漕运，降低茶、酒等业税率，善用‘常平’制度和官商分利制度，以平衡与扩大需求。这件事，近年也已略见成效，盐铁茶酒之利，从贞元末年至今，已经增长了五成至八成不等。”
“其三是充盈货币。栖予言道，自建中以来，因铜钱供应不足，钱愈重而物愈轻，这不但使百姓负担加倍，更刺激民间非法囤铜，屡禁不止，铜钱愈加捉襟见肘。欲扭转此不利之局，一是要加速开矿，二是应再通丝绸之路，利用与西洋诸国的贸易赚取银两，并以之作为铜钱之补充。惟其如此，民间乃知囤铜为徒劳，铜钱自然释放。”
“此事最难，一是开矿不易，二则国家当下亦无足够精力与财力，去西击吐蕃国，夺回陇右失地，贯通丝绸之路。”
“要实现上述三大经济政策，便要落定到两大内政外交方略，即对内解决藩镇割据，确保国家政令上下一体，商流、物流畅通；对外联回鹘、联南诏、抗吐蕃、通西域，以重建丝绸之路，扩张需求，充盈货币。”
“朕当时击节赞叹，尹栖予神人也，此番计划，条理清晰，标本兼治，真乃天谋！”
杜佑欣慰地一笑：“陛下胸有沟壑，不忘根本，实在是万民之福。不过，无论是内平众藩，还是外击敌国，都不是一蹴而就之事，皆需讲求时机。时不对则事倍功半，势不然则前功尽弃。长远而言，陛下当然要大步向前，扫荡一切阻碍；但着眼一时一地，则也难免妥协退让、转圜等待……”
李纯哈哈大笑：“杜相别绕圈子了，你的意思我知道，白乐天的折子，朕一直在考虑来着。”
杜佑嘿嘿一笑：“然则陛下意下如何？”
李纯笑容一敛，郑重道：“河北的兵事，马上就会有一个结果了。杜相，朕不会叫你们失望的。”
说罢，他站起身来，掸了掸袍子：“杜相，叨扰良久，朕也该回宫了，你……好好休息养病便是。”
他本想说几句体己怀念的话，但这年轻天子性情豁达，临别之时不愿徒增感伤，便只一语带过。
杜佑忍着腿脚疼痛，下了卧榻，深深一拜，一切尽在不言中。
李纯眼眶有些发红，但只眨了眨眼睛，转身便走。走到卧室门口，忽然想到了什么，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杜相，朕方才忽然想到，既然大政方略皆出自栖予，朕直接给他一个职使，命他总管经济大事，你觉得如何？虽然他自己说，只想‘大隐隐于朝’，但朕若直接下诏，想必他也只能接旨。”
杜佑保持着下拜的姿势，并没有抬头看天子。
“臣方才说了，起用何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陛下应该抓在自己手里。”
李纯看着这老臣弯弓般的腰背和满头的银丝，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转身跨出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