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汉把我们抱起，重新放在原来的凳子上。大汉两只手紧紧按住我的肩膀，骨头吃痛。
李宏富依然挂着一副僵硬的笑，拿起我们放在桌子上的一叠账单，一张张地掀着。账单上标着医疗费和殡葬费。
李宏富说了一大堆话，假惺惺地悼念父母，最后把拆迁协议书摊在桌前给我们开。上面的金额比之前多了三倍，李宏富说是村里决定，给我们父母两人的抚恤金。
拿金钱羞辱我们，我张口大声骂着。弟弟却一直沉默，示意让我不要说话。
他点了点头，李宏富有点意外，挂着僵硬的笑容把协议书放在弟弟面前。光头大汉把束缚着弟弟的手放开，弟弟颤抖的手拿起笔，随后猛然扎向光头大汉的手腕处，光头大汉痛叫一声，弟弟一拳捣向光头大汉的脸，光头大汉的鼻血飙出来，随后把凳子蹬开，冲向李宏富，又是狠重的一击直拳打到李宏富的面门。
压住我的络腮胡大汉反应过来，连忙冲向弟弟，我也跟着，抓住络腮胡大汉，想阻拦他。可是弟弟却没有继续殴打李宏富，只是无神地立着，眼神直勾勾地望着倒地的李宏富。
李宏富喉咙鼓涌着，吐出一口浓稠的血，却叫络腮胡大汉不要动弟弟，然后缓缓起身面对弟弟。
李宏富示意弟弟签字，弟弟转过身拿起笔歪歪扭扭地签下字。我抓住大汉的手松弛了下来，呆呆地垂落，又提起，签下我的名字。
他们走后，我问弟弟为什么要签字，弟弟说医院和殡仪馆没做错什么，我们得先把这些债还了，再把那些债讨回来。
弟弟说这话的时候耷拉着脑袋，我还以为他是忘了杀父杀母之仇，我现在对我当时这种想法感觉无比羞愧。
等钱到账的日子是漫长的，我们兄弟俩一直窝在安置房里，读着小说看着电视，蔬菜和生肉被李宏富让村民搬到我们安置房前。
其实安置房已经被分给我们了，但这完全不能称得上是家。
大约过了一个半月，拆迁款发到我们的银行卡账户上，我们是村里第一个拿到钱的。
我们出了门，去还钱，搭顺风车去往市里的医院和殡仪馆交了费用。
我很喜欢医院的消毒水味，有一种从未闻过的清新空气的味道。弟弟则不太喜欢，他说消毒水味有些刺鼻。殡仪馆也是一股消毒水味，但味道不是很刺鼻。离殡仪馆不远的火葬场则是有一股燃烧的味道，我从小就喜欢柴火燃烧的味道，但不能猛吸，父母说会把飘出来的炭吸进肺里。弟弟则讨厌这股燃烧味，说挠得自己喉咙不舒服。
去医院的路很繁华，医院正对门就是门店很大的水果摊，旁边的早点铺吆喝声很大，还有几家超市零零散散地在医院旁边。不止有住院的家属买东西，附近的居民也都聚在这里买东西。和外面吵闹的街区不同，医院里则是很安静的，除了缴费的地方人挤人乱糟糟的。我和弟弟爬楼梯去六楼找主任，看见有人蹲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手里举个烟愣着神。还看见有人躺在地上睡觉，头枕着正方形的饭盒。走到五楼急症室旁边时，还听到大声的哭泣。
听到哭泣的时候我鼻头一酸，想起了父母。我应该把父母去世时候的那些日子都写详细，但我不敢写，也相信自己一定不会忘记。
殡仪馆则不一样，设在郊区里，旁边连一家超市都没有，更没有住户，显得很空旷。我们来的时候，有两三家人也来了，他们的脸上并没有很大的悲色，反而有一种麻木和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他们吵吵闹闹地来到殡仪馆的办公室，把我们挤到最后。我也想硬塞身子挤进去，弟弟却拉住我，摇头劝我不要。他说我们没有紧要事，他们却有很大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我抬头好奇望着弟弟，弟弟原本黝黑的脸很铁青，竟然透着一股苍白色。
我们蹲在办公室大门外，眼看着太阳从天空中央缓缓坠落，最终落到满是杂草的地平线处。这几家人也陆陆续续地走了，我们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腿，进入了办公室。里面的女人望着我们，皱了皱眉，不乐意地说下班了。
弟弟说我们是来交钱的，女人连忙拉开一把椅子，搓着手笑着。我们坐了上去，交了钱。
我望了望天，天是一种橘子皮的颜色。也是时候吃晚饭了，我提议去城里吃饭，毕竟我们一个半月没吃过一顿正经饭了，弟弟点了点头。
搭上了公交车，公交车很颠簸，车上人也很少，只有我们兄弟两个人。公交车在石子路上一颠一颠的，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
我们进了一家小餐馆，点了一盘猪头肉、一盘梅菜扣肉和一盘土豆丝，还有两瓶汽水。这是我们吃过最贵的一顿饭，准确来说，这是我们吃过第一顿花钱的饭。
饭桌上，我们没有提明天该怎么办，我们还报仇吗。只有呼噜噜的喝水声，还有饭菜的咀嚼声。我们加了一碗又一碗的饭，弟弟把最后半碗饭倒扣在只有菜汁的梅菜扣肉上，梗着脖子一股脑吃了下去。我们俩都吃了个肚圆，上次这么饱，还是弟弟过十岁生日的时候，母亲煮了一大锅的面条。
关于明天该怎么办，我心里没有答案。但我叫弟弟起身回家，弟弟久久地坐在椅子上，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