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吃药后不久，我就恢复了跑步，并且跑得还不错，工作、生活也都似乎进入了正常状态。这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别人和我自己对我的判断：我并非什么病人，也没有什么抑郁症，我只是短暂地产生了抑郁的情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吃药，而是选择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换一个生活环境，这样也许我就不用再吃药，就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好端端的生龙活虎的人了，像以前一样乐观豁达，胡作非为。
正好这个时候，单位组织了一批小分队到西部贫困地区去扶贫一个月，同时也兼做一些调研。我第一批就报名参加了。五年前，我就是从驻村扶贫的岗位上被遴选到BJ工作的，厌烦了都市的喧嚣，乍一回到乡村——虽然这里离我的家乡有一两千公里之遥——我感到非常亲切，心情前所未有地舒畅。和在机关里用大量时间务虚不同，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具体而微的实事，对西部乡村的情况有了一点了解，也得到了一些乡亲的认可。因为我们的身份比较特殊，在县里办事跑程序都比较方便，我们帮助一个很想养猪的村民办起了种养专业合作社，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这一个月成为我工作中难得的比较充实比较有成就感的时间。周末的时候，我就背着越野装备去跑山，长距离拉练。这里完全没有首都嘈杂的车流和拥挤的人群，除了路人偶尔会对我的装备投来好奇的目光外，我只需要放肆地奔跑，尽情感受自己的呼吸。跑累了，就躺在海拔接近两千米的山峦间，身下是开满野花的连绵草甸，白云悠悠，苍天碧蓝。我想起自己几个月前一夜夜痛苦的无眠，一次次自绝的念头，这几个月一趟趟奔走于心身医学科，一把把吃药的生活，大有今夕何夕、恍若隔世之感，心里一遍遍地鄙视自己：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我以天生的渣男体质对BJ始乱终弃，对这片贫瘠的土地一见钟情，完全不想再回到BJ的生活和工作氛围中去，但是小分队每一个月就需要轮换。在小分队工作即将期满的时候，我给上级写了申请，孔明《出师表》的忠肝义胆，李密《陈情表》的催人泪下，韩愈《荐佛骨表》的犯颜直谏，东坡《谢汝州量移表》的哀婉凄绝被我融为一炉，我情辞恳切，声泪俱下，希望能够留在这里挂职一段时间。消息传到BJ，领导和同事们自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以为我想逃避在BJ的工作。但是此时我已经管不了别人如何想了，我沉浸在身心状态大为改善的快乐中，一心要逃离BJ这个绝望之地。鉴于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当时又正值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大家都在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奋斗，我的申请也得到了一些领导的支持，最后的结果是批复我留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任期两年。
我既没有充分考量周围的环境和自身的情况，也没有征求同事、亲人和朋友的意见，就仓促做出申请挂职的决定，已经够愚蠢和冲动了。得到同意挂职的批复之后，我又做了今生最为愚蠢和冲动的决定之一：由于我认为我即将到一个新的、我喜欢的环境中生活，而且我通过加强户外运动等方式已经完全消灭了我的抑郁状态，我的精神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甚至好的有些过分，所以我把医生的谆谆嘱托抛在脑后，擅自决定停药。此时的我，踌躇满志，精神亢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效仿骆宾王写了一篇骈四俪六的檄文，被登在当地官方的公众号上，其中有“京师繁华，绝非久恋之地；塞外悲风，亦足托付此身”两句，充分表现了我当时带甲出征，立功边塞，马革裹尸的情怀。沉醉其间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而我并不是什么骄傲的海燕，只不过是怯懦的海鸥而已。
正式驻村之后，我继续精神亢奋地工作了一阵子，像打了鸡血一样。但我慢慢发现，与我前一段时间作为扶贫小分队的一员相比，我接触的人和事全都变了样。扶贫小分队只需要在基层待上一个月，所以基层大_可以把所有光鲜亮丽的一面都展示给你看，把那些不太悦耳或者悦目的东西像月球的背面或者孔雀的屁股一样隐藏起来。而当大家知道我要在这里待上两年之后，他们逐渐把我当成自己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让我看到了那些作为“上级”很难看到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前一阶段我之所以能帮助一些人办成一些事情，取得那么一点微小的成就感，并非因为我个人有什么出众的能力，而是因为我作为“BJ派来的”小分队成员的特殊身份。虽然挂职干部的身份依然会起很重要的作用，能够帮助我获得一定的资源，但是在面对很多积重难返的问题时，我充满了强烈的无力感。我的工作状态一落千丈，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感觉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会干，什么也干不成。和人生中每一次遇到挫折一样，我又开始习惯性地进入灭灯环节，既否定环境，更否定自己。一切的一切在我的眼里都变了样：原来悦目的陇原风景变成了遍野黄土的苦寒之地，原来新奇的西北方言变成了听不懂的逆耳乡音，原来淳朴善良的父老乡亲变成了不思进取的落后群众，原来艰苦奋斗的基层干部变成了推诿塞责的小镇官僚，原来欢歌笑语的民间节日和庙会变成了胡吃海喝无所事事的聚会。世界仿佛颠倒了过来，我又一次陷入极度的焦虑和抑郁之中，而且和从前不一样，我时常极度狂躁，前所未有的乖张暴戾、喜怒无常。冲动之下自然谈不上谨言慎行，和同事、群众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做了许多不该做的决定，然后陷入更深的自责、焦虑和抑郁之中。
此时此刻，我是怀着极为平静的心态来回忆起这段不堪回首的时光的，所以我必须为很多人正名，希望我的读者不会因为我的故事而对某个群体产生误解或偏见；同时我更需要向很多人道歉，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对他们的误解和伤害。首先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他们生活在最不发达的地区，尽管有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的阳光照耀，他们所能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都是相对稀缺的。和所有人一样，他们中的一些人难免有一些缺点，但是大部分人朴实善良，忠厚宽容，具有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难能可贵的品质。其次是从各级派到贫困地区的扶贫和挂职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抛妻别子，克服重重困难，尽力协调一切可以协调的资源，和群众一起共同努力，办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取得了非凡的业绩，有的甚至永载史册，成为人所共知，万众景仰的楷模。他们和我面临的困难、身处的环境都是一样的，有些还更加艰苦、更加恶劣，但是他们不仅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和当地干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收获了人生丰硕的成果，他们值得所有的人尊重。
但是我没有。在因为观点分歧、语言不通、沟通不及时等几件小事引发最初的挫败之后，我没能够调整自己，更没能振作起来。我开始怀疑周围的人是否真的和我一样有共同的心愿想把日子过好，怀疑千百年的积习是否真的能有所改变，怀疑贫瘠的土地是否真的能结出富裕的果实。当然我也更加强烈地怀疑和否定自己。我怀疑自己申请来到这里的决定，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融入这个远方的世界，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在这里开展好工作，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为这片土地创造任何价值。
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某位上级领导在视察时，有一位巧舌如簧能说会道的群众M表示自己想建造一座蔬菜大棚，领导肯定了这个愿望的积极性，并且交代我要尽力做好这项工作，争取帮M把这件事办好。在没有向当地的干部群众做认真了解，也没有做充分前期准备的情况下，我轻信了他经营大棚的能力和水平，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为他请来专家选址勘察，帮助他筹集了前期的启动资金，建成了几座大棚。可我慢慢发现，M根本没有意愿去认真经营大棚，只是希望我不停地给他投入项目资金。当经营出现暂时性的困难时，他立即表示要放弃，并且开始抵赖前期已经投入的资金。在此过程中，他甚至多次到相关部门去上访，说是因为我们“要”他盖大棚，导致他投入很多，甚至导致他夫妻不和，要我们赔他一个媳妇。整个事情变成一团乱麻，我的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滋扰。他不停地在一次次酒后给我打电话，纠缠不休。直到今天，我的电话铃还永远保持着静音状态，因为突然响起的铃声会触及创伤，让我极度不安。
这件事情持续发酵了整整两年，一直拖到我的任期结束之后，原来支持M建大棚的那位领导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亲自出面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我进一步怀疑自己的能力，怀疑周围人的诚信和与他们合作的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这两年里一步步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最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作茧自缚”。除非必要的工作外，我尽量避免与人接触，与人交谈。周围的人很自然地发现了这一趋势，他们也开始自觉地远离我，大家保持着工作上必要的距离。我也再无丝毫进取之心，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任务，一天一天地“履职”而已。
我又重新吃上了药。挂职一年多之后的国庆节，借回BJ报告工作和探亲的机会，我又去了医院。这一次是妻子坚决要求我去的，她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好，而我当时的状态确实很不好，不好到了一点也不想去医院的地步。我压根没有想当活马的意愿，拒绝了别人关于去精神专科医院的建议，又去了原来那个中医医院，我甚至对医生隐瞒了我擅自停药半年的事实，只是说我调到别的地方工作了，刚刚回京。医生让我继续服用原来的药物，因为情况特殊，单位开了证明，以后每个月就由家人代为取药，邮寄给我。我说我的情绪经常不稳定，所以医生给我开了奥沙西泮，这是一种抗焦虑、有镇静作用的药物，我吃了之后，似乎感觉好了一些，于是药就一直吃了下去。但是此时我对治病已经死心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疾病，我的那种疾病已经早就好了。现在的情况是我的错误决策和工作失误造成的，归根结底因为我是一个无能之辈，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一个以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实际上连盖个大棚种菜都不会、被一个初中学历的村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渣。世界上有哪一种药是可以治疗废物和人渣的？怎么可能靠吃药治好？所以我到底焦虑到什么程度、抑郁如何，特别是怎么样的躁狂和亢奋，我统统没对医生说，还是像过去一样吃着抗抑郁药物，我只是毫无理由地拖着，希望能拖到挂职结束，再次逃离环境，或者突然大彻大悟，摆脱心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