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长期争吵和打架之外，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还是很重视的。这一点随手举几个例子便可以充分证明：一是在他们进入战争状态以前，我小学的时候，他们经常带我去散步，周日还带我去爬山；二是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们就请了一位同事给我上初中的英语课程；三是我的父亲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从我五岁开始就经常和我“笔谈”，我把我想知道，而又觉得不知道怎么张口说的问题写在纸上，等他下晚自习回来给我解答。前两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听起来极为平常，但在大别山深处、一个人口加起来不到一千、大部分父母对孩子吃饭以外的事都不闻不问的小山村，简直是惊世之举，充分体现了父母对我教育的重视，不仅重视学习，而且贯彻了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至于第三点，我可以大胆地推断，直至40年后、在各种先进的育儿理念和思想已经涌入中国的今天，能做到的父亲也屈指可数。
当然，我父母对我的教育也刻有那个时代的印记，相信很多我的同龄人会有同感：生活上，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要给孩子最好的待遇，精神上，他们主要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学习成绩（即使这样我还是要说，我比我的很多朋友要幸运，大部分山里孩子都是“走地娃”，处于散养状态，父母忙于务农，连学习成绩如何都并不关心）。而且他们对学习成绩的关心是重结果轻过程的，100分什么都好说，差1分就是一板子。
在我以后的人生历程中，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他们才华横溢，天赋异禀。跟他们在一起学习和工作，我经常自惭形秽，压力山大，也认识到自己确实是资质无奇，平庸之至。但在我小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比周围的孩子接受了更早更好的家庭教育，所以很小的时候表现出天资聪慧，五岁就上了二年级，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是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上了初中以后虽然学习很不认真，但是毕业前一把冲刺，竟然也考了全校第一，进入县城一中。虽然成绩尚可，而且公认家教甚严，但我自幼叛逆，不走正道。撒谎偷钱打架逃学，偷了人家晒的腊肉，到山上去烤，引发山火，差点焚毁了学校后山供奉着东岳大帝的一座百年古观。大冬天的上课期间到野外玩，掉进水井里差点淹死，幸好我穿了一件滑雪衫，浮力一下把我托了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妈虽然在嫁人这件事上跟我姥爷对着干，不惜决裂，但是继承了我姥爷严格的家教——据说我三舅小的时候逃学去钓鱼，不幸被提前下班的姥爷发现，姥爷拎起衣领就把他扔进了水塘，掉头不顾而去，若非邻人相救，差点淹死。我妈对我种种调皮捣蛋作死行为的教育，也都是简单粗暴，武力解决。我小时候习惯于跪木制搓衣板，一跪就是两个小时，而且上身必须挺直，如果屁股挨着脚后跟，一定是一顿暴揍。这个童子功应该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股四头肌和腘绳肌，对我长大以后跑马拉松是很有好处的。我后来看日剧，觉得自己如果在日本生活，也应该能够如鱼得水，因为我能跪很久。此外竹制木制的各种棍棒，我也都没少挨。而且我妈虽然喜欢打我，但是技术水平不高，轻重完全没准，几度把我送进医院。比如为了惩治我的撒谎，她用一个老式的止血钳夹我的嘴，然后连她自己也解不开，把我腮帮子上整了个大窟窿。我爸虽然打我打得不多，但也曾经一巴掌甩在我久经考验的腮帮子上，导致他自己手肿了三天。此类暴力教育的结果，使我产生了能躲一天是一天的心理，因为害怕挨打而不停编造新的谎言。我后来撒起谎来，脸色沉稳，心率平和，比说真话还像真话。特别是患病之后，28、环境孕育经常出现幻视幻听幻觉，自己都分不出来孰真孰假。所以这种教育从结果上看完全是失败了。
我妈前期对我的教育，就是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到高中以后，我彻底沦为一个不良少年，如果靠打的_话，请个职业打手可能都忙不过来，所以政治手段用得多了，军事手段反而用得少了。但此时我三观已定，政治手段也不怎么奏效。至于我爸，并非我推卸责任，实在是一个失败的教育者，连我妈都是如此评价他的。自从我上初中以后，他改行进了行政机关，平时主要忙自己的事，对我的日常教育用心确实不多。如果他干脆放养倒也罢了，他还时不时地、毫无规律地过问一下。比如说整个暑假他都在家，对我每天的各种活动都视而不见，到开学前一天，他心血来潮，突然发难，怒斥我一个暑假都不学习，政治上全无信仰，学业上不求进取，生活上腐化堕落，已经彻底沦为全家的敌人、社会的败类、人类的渣滓，等等等等。令人既不解，也不服。而且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成功则一俊遮百丑，失败则浑身无一是处。我第一年高考没考上，他立即宣布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原话是“我的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了”，他数学很不好，其实应该说“我比法定标准还多了三年”。我父母为此又打了一架，在我印象中那应该是整个战役的收官阶段了。我痛哭不已，向我妈表示我不读了，但我妈坚持说她会供我复读。当然，我当时已经彻底坏透了，几天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复读的一年中依然还是无恶不作，但是天不绝我，语文和历史考了两个单科全省第一，居然意外地有个大专上。父亲又喜出望外，完全无视我的反对，大摆宴席，招待宾朋之余，甚至冲昏头脑，嫌大专不上档次，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复习，来个重点。我连大专都不知道怎么考上的，深知错过这一回泼天的富贵，今生恐怕再无复兴之日，根本懒得跟他理论。后来我回到农村中学教书，他又深为不齿，读研了又摆宴席；分到市里的冷衙门，他只愿意跟别人说我在市里工作，羞于提及单位名字，遴选到了“中央”的时候，他又摆宴席。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我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加上他和我妈之间长期的家庭战争，在很长时间里，父子关系相当隔瘼。我初中时期极端叛逆的时候，甚至有掂起武器准备开战的瞬间。我参加工作以后，毕竟已经成人，父子之间明面的冲突少了许多，但他跟我不同，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当然也希望我好，天天勉励我奋斗进取，最好早日加官晋爵封侯拜相。我志不在此，而且力不能及，所以一听他说话就烦。好在他努力了一生也没有当上任何小官，后来他退休了，我们的关系反倒慢慢改善了。以他的性格，后来居然能够接受我患有抑郁症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没有表示关心，但也没有发表意见，我已经非常感动而且感激了。这些年，他努力工作，到七十岁了还在代理案件，奔波劳碌，而且大改以前大手大脚花钱、全家给他填窟窿的一贯作风，挣的钱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家用——主要是我的家用了。我只能说，他一直很有爱，但是总不会表达而已，包括他以前对我的态度：赢了就是家国栋梁，输了就是千古罪人，这是中国传统当老子的惯例，并非他一个，而且可能也只不过是想激励我振作有为而已吧。
此外，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我父母严格限制我和同学的交往，对我的朋友进行严格的政审。他们经常会问我“今天在学校和谁玩了”，下一个问题是“他成绩怎么样”。当然，如果我确实和一个成绩很好的同学玩了，我就会顺着他们表示我今天正在见贤思齐；但是事实上我更喜欢跟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玩，因为他们一般更会玩。所以我会告诉他们我跟谁也没玩，致力于学习，反正我撒谎是张嘴就来。他们都算是那个小山村里的成功人士了，他们希望按照他们的理想塑造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因为怕挨打，很小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判断风向，尽量表现得按他们希望的那样生活，这大概也是可以理解的。父母不希望我和别的孩子玩，我就尽量表现出不跟别的孩子玩；父母不希望我多嘴，我就尽量表现得沉默寡言。然后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我还没来得及张嘴，父母就会说：“我家孩子就是不爱说话。”然后我就闭嘴。等到后来有一天我妈指责我见人不主动说话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告诉她：“你不是把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吗？”凡此种种造就了双重人格的我，在父母面前和在别人面前完全是两种形象。以至于有一次我的父母和我的班主任说我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时候，班主任不得不确认一下他们到底是谁的父母。
在我成为一个重度双相抑郁患者之后，我经常会思考，我所成长的环境对于后来的我有什么样的影响。结论就是，影响还是蛮大的。我写下这些不是要追究什么人的责任，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给了我全部的爱，也尽一切努力给了我最好的生活条件和最好的教育——至少他们的初衷是这样的——远胜于我周围的同龄人。其中固然有很多看起来不符合教育法则的地方，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父母都不是教育家，世界上很多人的家庭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夫妻反目和家庭暴力。在我以后的工作中，我接触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很多来自单亲家庭的儿童，他们中的有些人受到的情感伤害远甚于我，但他们自立自强，自尊自信，其中的很多人依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别人并没有和我一样，抑郁，躁狂，情绪失控。所以环境对我有影响，但绝非有了这样的环境，就一定会变成双相或者单相的抑郁。而且我今天回想起我的___成长历程，父母对我的爱要远大于我从这个家庭中受到的伤害，我今天能够战胜很多东西，看到一点希望，与他们在我儿时给我的教导、我成长过程中给我的帮助和我患病后给我的支持都是分不开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
我之所以要反思这些并且把它们写下来，最重要的是因为：现在我是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儿子，我可以也完全不应该去记恨我的父母以及我所成长的环境，相反地，我对他们充满感恩之情，更多和我一样生在大山里的同龄人这一辈子都没有能够走出大山。但是作为一个父亲，我得知道在我所成长的环境中，哪些东西是不应该再施加给我的儿子的。我当儿子的时候我的家是战火纷飞的卢旺达，我当父亲的时候我儿子的家不应该再是兵连祸结的索马里。十八年了，虽然极个别的情况下我对爱人孩子也有言语失控的时候，但我可以底气十足地说，我以自己幼年时受到的刻骨伤害为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从未对任何妇女儿童施以任何形式的肢体暴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是必需的，他关乎我们对待他人和世界的态度。